——關于當今園林植保事業發展制約要素的幾點思考

蔣三登
（濟南市園林科學研究所　250014）

    引言
    當今世界各個國家、地區，各個行業、領域無不以發展求生存，視發展為“硬道理”。但是，又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相同或相異的制約因素，阻礙、削弱、干擾其發展，有的甚至成為長期的，屢攻不克，難以逾越的“頑疾”，這些痼疾在某種程度上幾乎決定其發展水平和速度，這就是“卡”發展脖子的“瓶頸”。
    “瓶頸”的存在緣于越來越為人們熟知的“木桶原理”。
    “木桶原理”又稱“短板理論”，即一只由長短不一的木板箍成的木桶，盛水的多少并不取決于木桶壁那塊最長的木板，而恰恰相反，取決于最短的那板木板。木桶的最短板，也就是各行各業發展中的“瓶頸”。事業的成長過程，就是一次次加長、修補那塊最短木板的過程。不同行業或同一行業不同的發展階段，遇到的“瓶頸”各不相同，現在很多行業和領域找不準那塊決定盛水多少的木板，園林植保尤顯突出。一個地區、行業、單位在發展過程中面臨的問題是多方面的，而一個問題的背后又往往隱藏著多種原因：體制的、機制的、機構的、經費的、人事的、技術的、管理的、環境的……究竟哪個或哪幾個原因是那塊最短的木板？事業發展要揚“長”避“短”，更不能護“短”。對此，需要從業者冷靜、清醒地予以梳理，更需要業界共同關注，客觀、理性的予以探討。

    1　體制與機制是當今園林植保的平臺“短板”
    1.1　體制“錯位” 園林植保“姓”什么？
    說園林植保，先得從園林植保的“母體”——園林綠化說起。橫觀當今我國行業的業態現狀，恐怕沒有比城市園林更“五花八門”亂象頻生的了。有自立家門者，苦守城市園林環境不變陣，謂之“城市園林”；有與城市市政合倂，謂之 “市政園林”；有與市容合倂，謂之“市容園林”；有與文物兼容，謂之“文物園林”或“園林文物”；有與環衛共處，謂之“環衛園林”；有與環保合一，謂之“環保園林”，有與林業合倂，謂之“園林綠化”或“綠化園林”……行業、部門、單位、組織架構和名稱上的亂象，如果處在建設初期，短期內以“發育不成熟”或“發展不穩定”為由尚可以理解。但建國60年，改革開放30年，一個并非新生初興的行業仍是如此這般地“瞎子摸象”就有些令人費解了。
    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動亂中，園林被當做“封資修”的橋頭堡、活標本，首當其衝地被批得“體無完膚”。改革開放初期，市場經濟初興階段，園林又被“以園養園”的發展方針攪得翻江倒海，在“一切向錢看”“創收高于一切”的唯經濟意識支配下倒賣綠地，毀損植被不能自拔。幾十年來，幾代園林人前赴后繼積累下來天文數字般的園林植被，如今標志性的“三大指標”（綠化覆蓋率、建成區綠地率、人均公共綠地面積）仍在個位數或很低的十位數上徘徊。這首先應當歸于那種曾經“缺位”后又“錯位”的體制弊端，和毫無章法隨心所欲的“缺位”機制（人事的、經費的、組織機構的、行政構架的、管理的、法制的、標準規范的等各個方面）所左右。
    古今中外社會分工有主、配角之分，原在情理之中。在經濟建設中，園林綠化的確不可能也沒有必要拔高自己硬充“中流砥柱”，它不可能為振興經濟“雪中送炭”，但卻可以為“民生宜居”、“資源節約”和“環境友好”錦上添花。在生態文明建設——尤其是城市生態文明建設中，其作用不可或缺，其功能不可替代。但，前提必須明確——城市園林綠化的存在是靠納稅人的錢的哺育而存在，“取之于民”的行業產品理應“用之于民”，它的完全徹底的“公”字號社會屬性是不容置疑的。
    事實上，長期以來，園林行業作為全社會的“公益事業”；園林綠地作為全社會的“公共產品”；園林綠化作為全社會生態、景觀、社會綜合效益的多功能“公眾平臺”，其本質的定位一直都十分模糊，甚至被誤讀扭曲，功能被邊緣化。毋庸諱言，各地城市園林綠化建設多年來，尤其是近些年都有長足的發展，都有逐漸增多的投入。但稍加細究，都能看出（不是全部，但的確是很大一部分）這類投入與其說是為生態環境建設和社會綜合效益而投入，不如說是為提升政績形象而投入。城市園林綠化的悲劇就在于有（形象）工程（項目）才有錢，而不是主要為生態建設才撥款，“形象”是主產品，“生態環境”是副產品，明明是本末倒置，偏偏卻大行其道。確立這些形象（政績）工程“大方”得很（往往號稱“大手筆”！），為改善生態投入，“小器”得很，這從近些年屢禁不止的那些帶“大”字頭的（如大樹進城、大草坪、大廣場、大馬路……）工程中即可印證。并非凡“大”字號工程必有問題，有許多大工程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如果“大而不當”肯定是有問題的，而且，與之相關聯的，貼近“民生”的，百姓身邊的如“500米內見綠地”卻遲遲沒有進展，為形象可竭盡粉飾之能事，為生態勉為其難虛與委蛇，此說可能有“言重”之嫌，但絕無言虛之誤。園林今日落實“公益”之難首先是體制定位之難。時至今日，還沒有看到哪一個城市、哪一個地區、旗幟鮮明地從園林體制上、運作機制上——而不是宣傳口號上——讓城市園林綠化堂堂正正地牢牢地立足在“公益”二字的平臺上，完全徹底還園林綠化“公益”字號本來面目。
    作為母系統的園林綠化如此，作為子系統的園林植保更是有過之而不及。如果說園林綠化行業其中尚有一些諸如規劃設計、工程建設、苗木繁育、旅游服務（食、住、行、游、購、娛6要素）以“正增長”的模式形成某些商品性質的產品，進入流通領域實現創收或贏利，而園林植保則是不扣不扣地以“負增長”為業績特征（如減輕、降低有害生物入侵和危害，減少化學農藥應用等），是不直接創造利潤的弱質產業，它的姓氏理應姓“公”，名稱謂之“公益”，任何與此相悖的行業理念、框架設置、人事性質、產業定位都是“錯位”的。這一點，它應該比已經實現準確定位為“公益”的森保更具“公益性”，園林植保的勞動產品更具“公共性”。遺憾的是，國內大多數城市的園林尚無如此明確的認定和實際有力度的扶持。從行業“接軌”的層面來看，農業植保早在2006年農業部就已經在全國植保工作會議上明確提出：“十一五”期間，我國將圍繞現代農業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總體要求，按照“公共植保”和“綠色植保”理念，加快構建農業植物保護體系，突出其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把植保工作作為人與自然和諧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突出其對農業的保障和支撐作用，實現農業有害生物的可持續治理，確保農業可持續發展。以與園林最接近的林業為例，2006年國家林業局審時度勢，提出了16字林業植保方針：預防為主，科學防控，依法治理，促進健康。在《我國林業生物災害防治戰略》中首先確立了林業生物災害防治事業的戰略定位，即：林業生物災害防治是一項基礎性公益事業，是林業工作的和國家的公共危機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集行政、法律、經濟、技術于一體的系統工程，（《中國綠色時報》2009年2月9日第2692期第1版頭條）。
    但，在整個城市建設中，園林綠化是被邊緣化的。
    在整個園林綠化行業中，園林植保是被邊緣化的。
園林綠化中的園林植保，既無戰略定位之意，又無系統工程之說，所謂“公益”，如果拋開口頭說詞，在實際運作中，誰人認可？“定位”無人認可，談何科學防控？發展平臺扭曲，談何健康發展？
    “短板”必由此而生，此其一。
    1.2　機制缺位 園林植保“干”什么？
    傳統的園林植保是與防治病蟲害劃等號的（園林植保=防治病蟲害）。是歸類到“養護管理”項目下的一個子項目，就事實而言這并無錯。長期以來，幾乎所有包括園林植保在內的植保從業者一代又一代都是這樣走過來干過來的，并且確實取得了不斐的成績，但卻改變不了“病蟲害越防治越多”，“病蟲害越防治越重”，“病蟲害越防治越被動”的尷尬局面。
     就本質而言，傳統的園林植保是十分狹隘、片面落伍的植保觀。既受計劃經濟影響，更為以“斗”為“樂”的階級斗爭陰影所羈絆，“積極消滅”作為植保方針曾經是“橫掃一切害人蟲”在植保領域中的行為目標，這種意識至今未消。而且越是這種對病蟲害“你死我活”意識強烈的地域，園林植物越是難以實現良性保護。“園林植物保護”的實質是“保護園林植物”，園林植物保護的真諦是促進人與自然和諧。這是園林植保的廣義解讀，也是園林植保最本質的內涵。因此，任何與保護園林植物相關的學術理念、業務領域、技術路線、法規章程、管理措施、項目運作、標準規范都屬園林植保。
    就其母體而言，園林綠化的物質基礎和主體是園林植物，園林綠化的生態核心是確保園林植物健康生存，綠地常青，永續利用。而這是一個有別于其它任何業態的有起點無終點的漫長的動態過程。“功在當代，利在千秋”，“前人栽樹，后人乘涼”，恰如其分地表述了園林植物之與園林綠化的基本功能。而這一切都必須立足于“保護”——對園林植物自始至終地保護；這種“保護”是縱貫園林綠化全過程的保護；是橫穿園林綠化各個領域的保護。在園林綠化行業中，園林植保無處不在，無時不在，不僅強調保護技術的實施，更在乎保護理念的扎根。
    規劃設計中如果沒有植保的介入，就會在綠化大環境中被“唯景觀至上”誤導；綠化設計、植物配置被植物化感作用（Allelopathy）誤配；植物生理特性被忽略或誤用。
    綠化施工中如果沒有植保的介入，就會有劣質的蟲源木、病源木進入；綠地環境隱患失察（如將深根性銀杏種在地下水位較高的樹穴中）；土壤質地與苗木習性誤配；種植過程每一個環節的誤導（如土球及根系的安全處理、樹冠修剪與平衡處理、種植深淺與苗木習性處理等）。
    養護管理中如果沒有植保的介入，“土、肥、水、溫、濕、光、病、蟲、莠、剪、寒、凍、旱、澇、藥”等各項操作均會在“隨意性”中置植物于“輕則生長不良，重則枯萎死亡”的境遇。
    古樹名木如果沒有植保的介入，保護與復壯更無從談起。
    苗木繁育如果沒有植保的介入，優質壯苗根本無法形成。
    ……
    這些都是園林植保應該想到和必須做到的事。是對有害生物“源頭、過程、末端”全程掌控的“大植保”份內之責。“大植保”首先是對園林綠化過程全覆蓋和園林綠化各個領域各個環節零對接；“大植保”同時又是以確保植物健康生長為最終目的生態型的植保，“大植保”不僅是一種行業形態，更是一種行業發展理念和運作機制。園林綠化如果“大植保”缺位，是不可能產生高水平、高質量、類型豐富、時效期長的綠化成果的。實際上，“大植保”是十分寬泛的。但是，如果不樹立“大植保”的理念，不建立“大植保”的平臺就不知、不懂、不會在園林綠化事業發展中明白園林植保應該干什么和怎樣干。
    園林植保自身發展的“短板”即在于此，此其二。

    2　 “城市環境綜合癥”是當今園林植保的載體“短板”
    所謂“城市環境綜合癥”是相對于有生命的有害生物的危害而言，是指園林植物受城市環境除有害生物之外某種因素影響導致的傷害與破壞現象。
    城市園林植保與農保、森保、園藝植保的最大區別之一就是“載體”的差異，即城市環境對園林的影響，其復雜性、長期性、嚴重性、多變性、不確定性是其它行業的植保所不及。
    城市園林植物絕大多數的生境都是十分苛劣的，主要表現在以下7個方面。
    2.1　園林植物生于城市土壤，毀于城市土壤
    土壤是植物生存的載體，生命的根基，營養的源泉。土養根，根養樹，“樹大根深”，“根深葉茂”。除部分浮生的水生植物外，一切植物都根植于土壤之中，但現代城市能堪當此重任的土壤不多。
    （1）土壤中建筑垃圾、生活垃圾充斥，不能分解、降解的重金屬、塑料成為土壤重度污染的死結；
    （2）地下、地上污水滲透浸染；
    （3）最嚴重的是土壤板結，硬鋪裝覆蓋。城市大多數場所的原生土壤層都被厚實的隔離層所隔離：灰砂、三合土、混凝土、礫石、預制板、預制磚、花崗巖、大理石、青石板、瀝青、水泥……一切能實現“嚴密、結實、堅硬、平整”為目標的鋪裝物無所不用其極。有限的樹坑（池）、有限的種植土、有限的容積、有限的空氣，就是在這樣上下左右硬梆梆的“土盒”之中，樹根被塞入，既不透水、也不透氣。且不說地表徑流的自然降水無法惠及，就是人工澆水也多是灌而不滲，滲而不透，“干”“濕”無度，“旱”“淹”失控，不僅土壤內不可或缺的微生物無法生存、土壤的物理性、團粒結構也慘遭破壞，植物根系更因呼吸不暢，缺氧和二氧化碳濃度劇增導致中毒，必然窒息爛根。地面植物則表現出萎蔫、干枯、衰竭、夭折，勉強存活的也是雖生猶死，迅速衰老，掙扎茍生，硬覆蓋下生長的園林植物，不得不忍受長期慢性的摧殘，綠化功能嚴重受損。
    （4）地下管網、線纜、下水道擠壓。往日城市空中密布的“天羅地網”曾經是樹與各種電線互不相讓的矛盾。如今城市空中“天羅地網”少了許多，但是，一切轉入地下的市政設施無不拿綠地開刀，也無不逼植物讓路。雖然近些年采取了許多技術性舉措進行補救，如更換種植土、樹坑鋪空格花磚或陶粒、卵石、木屑、樹皮，路面鋪透水磚，換“雙透”（透水透氣）水泥，樹坑內埋設滲水滲氣管，都有一定的改善作用，但都無法從根本上扭轉地下根系賴以生存的“溫、濕、熱、氣、水、肥、菌”七要素正常地“吐故納新”和“新陳代謝”。誠然，無生命的城市地下市政和通訊設施需要合乎“工程規范”的閉塞、堅實空間；但是，有生命的城市樹木地下根系更需要合乎“生理要求”的通氣透水和容量足夠的土壤環境。兩者相迂，“地位”、“勢力”懸殊，退讓的往往是植物。城市園林綠地植物在地下被多重壓抑擠兌的狀態，至少在目前尚無徹底改變的曙光。
    2.2　環境污染，導致園林植物化學傷害
    植物本身確有抵御、降解、吸納“五毒”（“三廢”——廢水、廢氣、廢渣（包括粉塵）+噪聲+空間細菌），防災、滯塵、濾污、降溫、保濕，進而凈化空氣，釋放氧氣，提供負氧離子的功能。但這一切都是有閾值，有底線的。一旦污染超過植物（無論是個體單株還是群體片林）本身“吐故納新”的能力和限度，就會被污染“脅迫”轉化為被害，植物不會向污染“投降”，但它會以“自殘”、早衰、枯萎、死亡相爭。據調查，城市園林植物90%以上不能活夠它應有的生理年齡，80%以上處于生長勢衰弱的“亞健康”狀態。城市中，即便是“歷史文化名城”，能夠與其發展歷程相匹配，號稱“活文物”的古樹名木已越來越少，尤其是“工業文明”期間消亡速度快之又快。面對城市中許多植物枯萎死亡，我們根本無法確診判明，而且往往習慣性地將死因歸罪于病蟲害。其實，當今許多植物的病蟲害都是植物生長勢被摧殘極度衰弱后誘發的“次生”災害。城市中“三流”（車流、物流、人流）興旺，“五毒”必然高產多產。環境污染，罪莫大焉，植物受損的“板子”完全打向病蟲害確實有失公允和客觀。
    2.3　環境干旱，植物失水易“發燒”
    有這樣一件事，2001年北京植物園移植了481棵大油松，一下子竟死了將近一半，查獲的罪魁禍首是“松黑吉丁蟲”，近兩年又有160棵油松嚴重受災，而吉丁蟲竟來去無蹤影。科學家歷時七年研究發現：移栽的油松體內水分大量散失，樹的體溫顯著增高，抗蟲性減弱，促進了蟲子（松黑吉丁蟲）加速發育，轉移到油松主干上產生危害，導致樹木大量死亡。對此，《中國綠色時報》2008年10月17日以“油松失水體溫升高招來害蟲”、“科學家歷時七年揭開油松大量死亡之謎”為正、副標題在第2版頭條進行了報道。類似的實例在其它城市也有。這從另一個側面告誡我們：樹和人一樣，也是有體溫的，“發燒”會生病，“脫水”會死亡。如果進一步追問，樹木為什么會失水？為什么會升溫？這就是環境和人為因素的問題了。
    園林綠化業界有一個很不科學的低級通病，就是“重栽輕管”，只關注植物種植后當年的“成活率”，而不在乎其后的“存活率”。其實，“干旱—脫水—升溫（發燒）—衰弱—死亡”這么簡單清晰地死亡軌跡根源都在環境和人為。
    在城市環境，相比于樹木（苗）原生地的農村、山嶺、苗圃，應該給予超常規的撫育和養護，尤其是城市的“熱島效應”往往也是以高溫干旱為殺手锏的植物殺手。南方地區頻降“酸雨”，對植物生存與健康也構成嚴重威脅。種一棵樹使之當年成活并不難，難的是樹木持續地健康發育，正常“存活”。沒有健康持續的“存活”，只有“曇花一現”的短暫“成活”，對綠化有何實際意義？事實上園林綠化植樹當年成活率（一般都比較高）只有“施工工程”的統計意義，沒有“綠化”的實際意義。老百姓都知道，新移植樹普遍都有“假活”現象，所以很多樹，尤其是新植的大苗大樹，沒有3～5年的“年生長周期”的考驗是不能真正計入“存活率”的。城市環境樹木“初活”的這種不確定性更加突出，不斷地更新移植，原地踏步成為見怪不怪的常態，自然更談不上綠而“化”之的綠化水平了，此外，城市中高樓林立，水泥森林密集，玻璃幕墻比肩，熱輻射，光污染都是導致植物易干旱升溫、脫水致衰、生理紊亂的重要的負面環境因子。
    2.4　土壤營養失調，植物必衰
    城市園林綠地，如果不是以農田、園畦、池塘、濕地為基底，幾乎所有的城市土壤都是貧瘠的“薄”土，根本滿足不了園林植物的營養需求。
    植物生長正常發育需要17種營養元素，其中碳（C）、氫（H）、氧（O）、氮（N）磷（P）、鉀（K）、鈣（Ca）、鎂（Mg）、硫（S）等9種元素需要量大，可占植株干重的千分之幾到百分之幾，稱為“大量元素”其中N、P、K又稱為“肥料三要素”；鐵（Fe）、硼（B）、錳（Mn）、銅（Cu）、鋅（Zn）、鉬（Mo）、鎳（Ni）等8種元素需要量少，只占植株干重的千分之幾到十萬分之幾，稱為“微量元素”。但各有其獨特作用，彼此不能替代，更不能缺失或過量。
    “香樟黃化”是南方園林植物普遍的生理性頑癥。南京的調查數據表明全市70%以上香樟患有黃化病。專家會診后經換土施肥，輸液點滴、吊瓶掛水、效果仍不理想。南京林業大學某博導教授指出：“南京香樟黃化病是人為因素造成的。石灰、水泥、磚石是導致馬路邊土壤呈堿性的根源，土壤堿性影響鐵元素的吸收，導致香樟有效鐵含量低，是致病主因。這正是香樟的根系所在。此外，城市道路經常挖掘路面，使香樟根系和樹皮常受損傷，也是一個主要的致病因素。”此言不謬。其實各地園林植物營養失調癥已呈普發和上升態勢，只不過在多數情況下缺乏識別和檢測手段，將它混同于傳染性植物病害罷了。背“黑鍋”的還是病蟲害，用防治病蟲害的方法對付因環境而引發的植物營養失調癥，焉能奏效？
    2.5　以鹽融雪，植物中毒致死
    北方城市冬季融雪的主要措施是大量拋撒工業鹽。被鹽融化后的雪水無論是直接流入綠地還是從下水道滲進綠地，或是將撒過鹽的積雪堆集在綠地、分車帶或行道樹池中，對綠化植物都是致命的傷害。近幾年北京、鄭州都曾有過行道樹分車帶樹木大量死于鹽雪的教訓，僥幸活著的也多呈葉小稀疏、萎蔫衰弱，遲遲不能解毒的病態。對植物這種季節性傷害雖有地域局限性，但在北方地區卻具普遍性。冬季在園林綠地堆雪是好事，如果讓鹽雪進入綠地，好事就變成壞事。雪后保交通安全天經地義是第一位的，至于植物安全是否也應該有適宜的兼顧對策呢？
    2.6　環境溫差，導致物理傷害
    “毛白楊破腹病”是所有植楊地區的常見病。但各地經常將它混同于楊柳樹的“爛皮病”——真菌性的腐爛病或細菌性的潰瘍病。受害樹的皮縱向破裂深達木質部，裂縫中流醬褐色樹液，嚴重摧殘楊樹的生長勢。發病的中后期也比較容易誘發傳染性“爛皮病”。與“爛皮病”不同的是，“破腹病”的病原不是傳染性的菌類微生物，而是楊樹立地環境氣溫驟變，溫差過大形成的物理傷害，也是典型的環境綜合癥。
    2.7　植物化感抑制作用——典型的植物“自殘”現象
    植物化感作用（Allelopathy），即植物相互之間，或植物與其它生物之間產生的“相生”“相克”現象。產生植物化感作用的化學物質是植物的次生物質，這些物質主要有酚類（苯酚類、羥基苯甲酸，肉桂酸衍生物，黃酮類，醌類、單寧），萜烯類（單萜、雙萜、倍半萜、三萜、四萜），含氮化合物，聚乙炔，香豆素類，非蛋白氨基酸，核苷衍生物及含有多個氧原子的特定分子。這些化感物質必須通過合適有效途徑，如雨霧淋溶、自然揮發、根系分泌、植株（殘體）分解降解，種子萌發、花粉傳播、汁液沾著等以滯留、轉化、遷移的過程進入環境，獲得釋放，在植物細胞的生長分化、生物酶的合成和植物激素功能三個方面影響客體植物或生物的細胞膜、光合作用和植物對營養、水分的吸收作用，以顯示其化感效應，達到對客體植物或其它生物生長發育的干涉（Interference），形成正面的“相生”或負面的“相克”現象。“相生”是相互促進，對園林植物有益；“相克”則是相互抑制、削弱、損傷，對園林綠化是破壞性極大的“自殘”行為，這種情況多數是由于園林規劃、綠化設計、植物配置，綠化工程對植物生理和習性少知、無知或處置不當造成的。這是城市環境中“園林人”自毀綠化成果卻往往毫無察覺最突出的表現。
    在“相克”作用中，例如：核桃、胡桃的葉和根系釋放水溶性葡萄糖胡桃醌，在土中水解氧化后產生毒性更大的胡桃醌，造成周圍的松樹、蘋果樹、樺樹及樹下多種草本植物受傷或致死；刺槐對周邊果樹有較強的抑制作用，可導致常年不結果；丁香、紫羅蘭、郁金香和毋忘我草種在一起會兩敗俱傷；榆樹、櫟樹與白樺不能間種；桉樹淋溶出綠原堿，林下雜草都難以生長；松樹與櫟、栗混栽會誘發油松櫟柱銹病；紅松、華山松、喬松等 五針松和茶麃子、刺梨等混栽，必誘發五針松苞銹病；檜柏類（圓柏、檜柏、龍柏、沙地柏等）和蘋果、梨、山楂、山定子、海棠等混栽，極易誘發蘋檜銹病和梨檜銹病；落葉松和楊樹混栽，會誘發青楊葉銹病；垂柳和紫堇混栽，易誘發垂柳銹病；紅松和云杉混栽，易發生紅松球蚜；楊樹與果樹鄰近，易發生楊樹潰瘍病和果樹輪紋病；果樹周圍種泡桐，易發生果樹葉片黃化干枯和根部紫紋羽病；柑桔、葡萄周圍種榆樹，易引發星天牛和橘褐天牛嚴重危害……綠化設計植物配置不當，不僅容易在植物之間造成“兩敗俱傷”甚至“同歸于盡”的后果，有時對人的健康也構成一定程度的傷害，這種背離園林綠化初衷的“苦果”在城鄉環境并不罕見。
    “城市環境綜合癥”如果細分，還可列舉很多。關鍵是要重新認識、關注這一在“城市化”進程中越來越突出的現象，高度重視這一發生在養護管理“管不了”，園林植保“不能管”的“夾縫墻”當中的“盲區”和“死角”。
    “城市環境綜合癥”發生在園林植物的各個發育階段和種植場所。它對園林植物危害除少數情況是急性顯現（如氯氣，二氧化硫泄漏）外，多數都呈慢性、隱性、積累性漸發狀。環境的急性危害往往是不可逆轉的，慢性危害多數可以逆轉，但極易被人們忽略，最終釀成不可逆狀態。城市環境綜合癥最“可怕”之處是：除了它自身對植物直接形成傷害和破壞，必然會激發、引發、誘發多種傳染性病蟲害發生，形成對植物的疊加危害和“次生”危害，促其早衰和死亡。其危險性威脅性正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而加重，并且大有趕超我們已經比較熟悉和基本掌控的園林植物常見病蟲害。這既是城市化進程中制約、進而削弱園林綠化成果的頭號“大敵”；又是當今園林植保尚未引起足夠關注的弱項；更是影響園林植保事業發展的“短板”，此其三。

    3　 “科學防控”是園林有害生物綜合治理的戰略“短板”
    談植保必談有害生物；談有害生物必談“綜合治理”（傳統的提法是“綜合防治”，現在國內外多提“綜合治理”，實際上“治理”與“防治”是有質的區別的）；談“綜合治理”必談植保原則。
    園林植保是從傳統的農保、森保衍生過來的，從來就沒有制定出適合城市園林綠化特質的園林植保自身應當遵循的原則和方針，當然也就沒有發展出具有城市地域專性要求的檢疫體系和農藥及藥械，歷來都是沿用農保和森保的既定原則和方針及農林藥物和器械。當今園林植保倡導的是2006年國家林業局發布的林業植保16字方針：“預防為主，科學防控、依法治理、促進健康”。“預防為主”是基礎和前提，“科學防控”是手段和關鍵，“依法治理”是實施運作的條件，“促進健康”是體現可持續性發展特征的目標。對待與其它各種生物同樣具有生命體征和發育過程的有害生物，核心是“科學防控”。
    怎樣才能實現對有害生物的科學防控呢？當前至少應將以下四個方面作為園林植保有害生物科學防控的切入點和著力點。
    3.1　有害生物防控定位要精準
    有害生物的防控定位是理念扎根的戰略定位，即：首先要認定它是一種災害，進而它是生物災害，再進而它是自然災害。所以對有害生物的一切考量都要從防災、減災的高度來思考和處置，并且，應符合可持續的生態要求及“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精神，防治目標就是“有蟲不成災”。
    3.2　有害生物防控“敵情”要明晰
    林業界有調查數據顯示，我國年均發生林業生物災害1000多萬公頃，損失高達880億元，并列出被行業確認的危險性、檢疫性有害生物名錄。并且每隔幾年就開展一次全國性摸底普查，隨時微調和補充。園林呢？沒有。除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開展過一次全國43個城市園林植物害蟲、病害、天敵普查后至今沒再行動，全國性的沒有，區域性的也少有。其實各地園林植保工作者對當地重要的、常見的有害生物不是心中無數，只不過沒有以規范化統一標準進行科學的調查和評估，缺乏的是科學性，共結果必然陷入被動應付和經常打“遭迂戰”的局面。許多城市近些年都開展了“預測預報”工作，測報狀態也多屬單體“經驗型”，少有“網絡型”和“數學解析型”。全國性園林植物有害生物從種類到危害，從分布到動向，從消長規律到防治技術，多屬模糊狀態而非清晰、明確。原因不在園林植保工作者的水平與學識，關鍵還是體制和機制。
    3.3　有害生物防控戰略體系要重建
    園林植保，無論是整體還是局部，無論是近期、中期還是遠期，都缺乏行業特質的戰略謀劃和體系框架的發展構思，一切都好像處于隨波逐流、失去自我的邊緣狀態。這樣的狀態很難“有為”，自然也很難“有位”。借鑒、參照林業提出的“生物災害防控戰略”，園林植保有必要在發展戰略和體系建設上從以下4方面19個項目中予以思考和布局：
    3.3.1　園林植保監測預警體系建設
    （1）建立國家、省（市、自治區）、市（地）、縣（市、區）、鎮（辦）五級園林生物災害監測預報網絡；
    （2）建立中長期遙感、短期航空勾繪、實時地面監測三位一體的監測體系。
      3.3.2　檢疫御災體系建設
    （1）建立完善檢疫行政執法體系；
    （2）建立先進實用的檢疫技術體系；
    （3）建立現代化的檢疫性有害生物管理體系；
    （4）建立穩定檢疫隊伍體系；
    （5）建立科學系統的法律法規和標準保障體系。
    3.3.3　防災減災和發展戰略建設
    （1）建立和完善組織決策系統；
    （2）建立和完善有害生物防治專家咨詢系統；
    （3）建立有害生物防治作業系統；
    （4）建立有害生物防治物資保障系統；
    （5）建立有害生物防治應急處置系統；
    （6）建立有害生物防治評估監理系統；
    （7）建立有害生物防治災害救助系統。
    3.4　有害生物防控戰略目標要切實
    任何行業、領域、學科，要發展必須有目標，沒有目標便會失去方向；沒有戰略構思必然束手無策；沒有體系架構必然各自為政一盤散沙。雖然，城市園林至今還沒有制定出本行業有害生物防控戰略目標，但林業領域的戰略目標值得參考。
    從綠化的層面看，林業是與園林最相近的行業，在植物保護領域可資借鑒行之有效的經驗很多，但必須結合園林的行業特點和地域、環境特點來消化和吸收。
有害生物科學防控作為植保事業發展戰略謀劃與體系架構的主體內容和重要基礎，在園林綠化發展戰略的謀劃中是塊極具深遠影響的“短板”，這種“空白”對園林植保發展無疑是又一重要“瓶頸”，此其四。

    ４　結語
    以保護園林植物，維護、鞏固、提升園林綠化成果為宗旨的園林植物保護經歷了與園林綠化共生共存的漫長過程，雖然其自身各方面都有顯著的改善和提高，但仍然面臨著兩個明顯的差距——一是與園林綠化事業大規模快速發展的差距；二是與相鄰行業（如農保、林保）植物保護發展的差距。兩者都是發展中的差距，必須在發展中去適應發展形勢，跟上發展步伐，學習先進經驗，完善自我建設。但是首先要冷靜思考，客觀面對，發現“瓶頸”，找準“短板”，瞄準目標，提升發展“平臺”。要發展必須敢于創新，安于現狀是沒有出路的，不進則退，任何行業的業態活力都是這樣，園林植保豈能例外。